年秋的一天,我在即将抵达鸡足山金顶的石凿游路上,偶遇一年近古稀的比丘尼,她身背僧包,每走一步,就磕一个头,每磕一个头,就定眼细看,跪下去的地方,有没有蚂蚁。如果有,她就轻轻地吹一口气,爬行中的小生命,飘飘然,进了路旁的草丛。如果没有,她也轻轻地吹一口气,嘴下的灰尘,飘飘然,也进了路旁的草丛。她就这样一步一叩首地慢慢向山顶爬行,我遇到她时,她已在鸡足山中整整跪行了三天,而我的步行不到三个小时。
这个以近乎苦行的方式前来拜山的比丘尼,给我前所未有的震撼,但更多的是前所未有的羞愧。那些年,我有意识地接触了很多方外之士,企图找到另一个自己。我熟悉寺庙大殿之内的一切景物,熟悉清澈的木鱼声响和悠扬的诵经旋律。对大殿之内的一切,一向心怀敬意。这个比丘尼的出现,让我幡然,大殿之内,和尚、长老、首座、住持、密不透风的仪轨是一种修行。大殿之外,比丘尼心无旁骛的跪行,又何尝不是。
彼时鸡足山中的我,既非殿内之人,亦非殿外之士。相比于这个干净清澈的比丘尼,我明白自己只是一粒内外皆染污迹的尘埃。
去年冬天,诗人林东林给我做过一个访谈,他将我的写作界定为去中心化的非主流写作,也就是俗称的边缘写作。对这个界定,我是非常认同的。我的诗歌写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:苦难与疼痛,悲悯与挣扎,敬畏与爱。每个阶段的写作,都很自我,或者说小我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边缘。每个阶段的写作,也都是潜意识的,不自觉的,甚至飘忽不定的。更何况这其中有15年的时间,我基本上只是远离诗歌的看客,于诗歌而言,更是边缘中的边缘。
这种边缘,很大程度上是由生存状态决定的。参加工作30多年,我一直生活在这么一个形而上的边陲小城。在这座小县城里,诗歌给不了我什么,这个词汇也极少出现在我的日常用语中。在这样的小城,诗人,不可能成为一种称谓,更不可能是一种职业。在这样的小城,诗人只是苦苦坚守的文字修行者而已,诗歌写作不是为了被认同和加冕,也不可能被认同和加冕。在这样的小城,诗歌和诗人都不可能成为底层秩序的主导者,主导底层秩序的始终是权力和财富。故此,在这样的小城,通过诗歌来获取存在感和成就感,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换句话说,这种状态下的写作,是小众中的小众,它只能是向内的,而非向外的。
此时身处边缘的我,亦非殿内之人,最多就是诗歌旷野里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。
唯愿边缘的空寂,让这粒尘埃拥有更多的安静、简单和悲悯。
何晓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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